人体的情志活动与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脏腑功能活动主要靠气的温煦、推动和血的濡养。情志发生异常波动，可以出现郁、痰、火为主要致病因素的疾病，也可以使病情加重，或迅速恶化。丹溪对杂病的辨证论治，以气血痰郁四因为纲，诚是独树一帜。但是，四者当中，尤其在郁、痰理论上颇有建树。郁久可以化火，痰郁可以化火，所以朱氏强调郁、痰、火是杂病主要致病因素。

1、气机不畅则成郁郁，即气机郁滞不畅，可有情志内郁，痰湿阻滞，或食积瘀血等，影响到气的流通，就可以形成局部或全身的不畅或阻滞，从而导致某些脏腑、经络的功能障碍，形成疾病。丹溪论郁，有六郁之称，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者可单独为病，也可相因致病，但总以气郁为主要关键。同时，他又提出“凡郁皆在中焦”，因为中焦脾胃主运化，又能摄血统血，若中焦脾胃病，统摄无权，水饮停滞为痰郁。

另外，气行血则行，气滞血则凝。气郁、气滞之证，往往兼见血瘀，气结可致痰生。气郁所致疾病，常见胸膈痞闷、脘腹胀痛、恶心呕吐、嗳腐吞酸、饮食不消等病证。丹溪创立行气解郁的代表方剂就是越鞠丸。方中香附行气解郁，以治气郁；川芎活血祛瘀，以活血郁；栀子清热泻火，以治火郁；苍术燥湿运脾，以治湿郁；神曲消食导滞，以治食郁。气郁则湿聚痰生，若气机流畅，五郁得解，则痰郁随之而解。
然而，越鞠丸虽曰统治六郁，实则以气郁、火郁为主治重点。若气虚明显加入人参，气痛较甚加木香，郁滞明显加郁金，胀闷较重加厚朴，痞满甚者加枳实，呕恶痰饮加生姜、半夏，火盛则加黄连。

2、津液不行则成痰痰是一种病理产物，多由津液不行，自积成痰。津液的正常运行，全赖气的推动，气血津液一有受阻，即积痰成郁致病。纵观丹溪著述，以痰而论病因病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痰随气升降，无处不到。
二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单犯或兼袭人体，都可以引动痰饮相夹为患，从而使证情复杂化。
三是痰与有形之邪胶结为患，痰与饮邪、死血、食积都可凝聚胶结产生多种病证。
四是阴阳气血不足兼痰者临床也不少见，如气虚兼痰、血虚兼痰。这些都是机体正气不足，给痰邪以可乘之机的原因。

至于痰邪为病的治疗方法与处方用药，首先分标本缓急。丹溪说：“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朱氏又认为：“大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批评了治痰不求其本，专事汗法、吐法、下法、温法之弊。明确指出治痰应“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实脾土，燥脾湿”，以杜绝生痰之源。其以二陈汤为治痰基本方。
方中以半夏为君，取其辛温性燥，善能燥湿化痰，且能降逆和胃而止呕；以橘红为臣，理气燥湿，使气顺而痰消；佐以茯苓健脾渗湿，使湿去脾旺，痰无由生；生姜降逆化痰，即可制半夏之毒，又能助半夏、橘红行气消痰；复用少许乌梅收敛肺气，与半夏为伍，有散有收，相反形成，使祛痰而不伤正；使以甘草调和诸药，兼可润肺和中。

朱氏临证又有发挥，他认为“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可导达；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痰结核在咽喉中，燥不能出入，用化痰药加减软坚之味”；“痰在膈上，必用吐法”；“痰在肠胃间者，可下而愈”等等。

3、气之有余则成火朱震亨提出“气有余便是火”的著名论点，精辟得阐明了气机阻逆产生火邪的病理机制。这里所论的火，主要是内火，即所谓“诸火病自内作”。他从刘河间治火理论中，把实火、虚火分开，这是在火证论治方面的又一突出贡献。

（1）实火可泻：泻实火以重责肝木，兼调心火为其特点。木生火，肝木为心火之母，内寄易动之相火。若肝木失和，发为火热,往往累及他脏。因此，丹溪明确指出“有火盛者，当伐肝木。”如肝火刑肺金而灼，以用咳血方，使肝清火泻，肺宁气通；肝火犯胃侮土者，选用左金丸，清泄中寓意温散；肝火助心火而炽则成木火燔炭之势，常用黄连、青黛、龙胆草，热盛者用姜汁送当归龙荟丸下，热更甚者，合以童便。

心为君火，其动每易引发相火，所以丹溪非常重视调降心火，善用山栀、木通、滑石、灯心草等清利小便以调心火。他又指出：“凡火盛者，不可骤用凉药，必兼温散；火急甚重者，必缓之以生甘草，兼泻兼缓，参术也可；人壮气实，火盛癫狂者，可用正治，或硝黄冰水之类；人虚火盛者，以生姜汤予之，若投冰水正治，立死。”

（2）虚火可补：所谓“虚火”乃气血不足所生之火，丹溪的贡献是解决了阴虚火旺的机理问题，在治法上创用滋阴降火法。他认为阴虚与火旺是密切相关的，阴虚必然导致火旺，而火旺又必致阴液更伤，用药上补阴必兼泻火，滋阴与泻火，只是根据证候表现的不同而用药有所侧重。“虚火可补”，丹溪主要针对阴精虚相火旺所致病证，立法要点是补精血、制相火，用药特点补阴必兼泻火，代表方剂，常用药物黄柏、知母等。若阴血虚相火旺者，选用四物汤加知母、黄柏，甚者加龟板。

由上述我们可以对朱丹溪在杂病方面的见解有所了解，这些对我们在临证上有所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