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首重扶阳，擅用姜附
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火神派领军人物。
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人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师于郑钦安， “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其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之孙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姜桂著称，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
物，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其子吴生元、孙吴荣祖(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承其衣钵，皆为火神派传人。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人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42岁移沪行医，以擅用附子名噪沪滨，竞至“遂有祝派之称"，可见影响之大。门人有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等。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擅用附子著称，人誉“吴附子"、“祝附子”，声名著于国内医坛，为近现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人皆知吴、祝二公擅用附子，却罕知郑钦安乃其学术宗师，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1917～2004)，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以医闻于世，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终身钻研火神派学术思想，晚年穷十五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堪称火神派正宗传人，弟子远及海外。
还有范中林(1895～1989)，人誉“范火神”，以及补晓岚(1856～195O)，人誉“火神菩萨’’，刘民叔(1897～196O)，人誉“刘附子”等川蜀名医，贵州李彦师，人誉“李附子’’等，均以传承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较大影响。
其他还有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先生等，皆为当代名医，传承火神派衣钵，以擅用附子著称。限于笔者眼界，其他未知的火神派传人，尤其在民间，更是不知凡几，无疑已经形成火神派之绵延不断的人才链。
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像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的现象，可称罕见，足证其学术观点和用药风格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单从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其他医派都不可及。
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那么在病理状态下，他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四逆汤之类的方药，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
一、首重扶阳，元气为本
郑钦安注重阳气，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这无疑是他倡导火神派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下面归纳三点：
(一)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
他说：“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 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他以中风一症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如癫痫二症，“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症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与通常治法确实不同。
再如小儿痘症，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症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清·王昂曾云：“医以辅养元气，非与疾求胜也。夫与疾求胜者，非味杂辛烈，性极毒猛，则得效不速，务速效者隐祸亦深，吾宁持久缓而待其自愈也。"徐灵胎亦认为：“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以上所论治病以元气为重的观点与郑氏推重肾阳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二)阴证三候，皆宜扶阳
郑氏归纳的扶阳法的适应证是：“大凡阳虚阴盛之人，满身纯阴，虽现一切证形，如气喘气短，痰多咳嗽，不食嗜卧，面白唇青，午后、夜间发热，咽痛，腹痛泄泻，无故目赤，牙痛，腰痛膝冷，足软手弱，声低息微，脉时大时劲，或浮或空，或沉或细，种种不一，皆宜扶阳”(《医法圆通卷三》)。显然，这不仅指纯阴之证，还包括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均属阴盛格阳)以及阳虚欲脱诸多阴火假热之证，笔者将纯阴之证、阴盛格阳、阳虚欲脱称之为“阴证三候’’，郑钦安正是主张阴证三候，皆宜扶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纯阴之证运用扶阳是正法正治，谁都会用。郑氏独到之处在于对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诸多阴盛格阳和阳虚欲脱引起的阴火假热病症，均倡导温热扶阳，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郑氏扶阳理论中最独到之处，以后我们将详细论之。
(三)三阳不足，分别扶之
阳气有上中下三部之分，治疗应该“按定上中下病情消息"，“随其所伤而调之’’(《医理真传卷二》)。所谓“病情有定向，用药有攸分。这是郑氏扶阳法用药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真阳或不足于上，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中，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下，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此三阳不足，为病之主脑也。"总之，“损之于何脏何腑，即在所发之处求之，用药自有定见”(《医理真传卷二》)。具体用药则讲究圆通活法，“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二》)。
当然应该指出，郑氏推重扶阳，并非一味追求温热，事实上他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颇有特色。他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都十分纯熟，亦堪借鉴。
郑钦安常用扶阳方药举隅
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也。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如“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此病当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夫两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他说：“四逆汤一方，乃回阳之主方也……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实有令人难尽信者。余亦始怪之，而终信之。信者何?信仲景之用姜附而有深义也。故古人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又虑群阴阻塞不能直入根蒂，故佐以干姜之辛温而散，以为前驱，荡尽阴邪，迎阳归舍，火种复兴，而性命立复，故日回阳。阳气即回，若无土覆之，光焰易熄，虽生不永，故继以甘草之甘，以缓其正气。缓者，即伏之之意也。真火伏藏，命根永固，又得重生也，此方胡可忽视哉"(《医理真传卷二》)。
郑氏的扶阳方剂
潜阳丹：用治阳气不足，虚阳上浮诸症。药物组成：砂仁30g(姜汁炒)，附子24g，龟板6g，甘草15g。郑氏解曰：“潜阳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也，夫西砂辛温，能宣中宫一切阴邪，又能纳气归肾。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况龟板一物坚硬，得水之精气而生，有通阴助阳之力，世人以利水滋阴目之，悖其功也。佐以甘草补中，有伏火互根之妙，故日潜阳’’ (《医理真传卷二》)。
姜附茯半汤：用治阳虚兼见痰湿诸症。药物组成：生姜60g取汁，附子30g，茯苓24g，半夏1 g。郑氏解曰：“姜附茯半汤一方，乃回阳降逆、行水化痰之方也。夫生姜辛热，宣散壅滞之寒。附子性烈纯阳，可救先天之火种，真火复盛，阴寒之气立消。佐茯苓健脾行水，水者，痰之本也，水去而痰自不作，况又得半夏之降逆化痰，痰涎化尽" (《医理真传卷二》)。
补坎益离丹：用治心肾阳虚诸症，尤以心阳不足为适应证。药物组成：附子24g，桂心24g，蛤粉15g，炙甘草12g，生姜5片。郑氏解曰：“补坎益离者，补先天之火，以壮君火也。真火与君火本同一气，真火旺则君火始能旺，真火衰则君火亦即衰。方用附、桂之大辛大热为君，以补坎中之真阳。复取蛤粉之咸以补肾，肾得补而阳有所依，自然合一矣。况又加姜、草调中，最能交通上下"(《医法圆通卷一》)。
唐步祺曾治李某，男，60岁。心慌不安，脉搏120次／分，西医诊断为“心房颤动"。动则气喘，面容苍白无神，声音细小，两脚浮肿。怕冷，虽暑热炎天两足亦冰凉。口干口苦，咽喉干燥，口中无津液，但不思饮水，脉浮数。舌质淡红，苔白滑。乃师法郑氏用补坎益离丹治之，连服五剂，自觉咽喉干燥减轻，口中微有津液，无其他不良反应。附片用量逐渐增加至每剂200g，连续服20剂，精神好转，两脚浮肿消，不复畏寒，口中津液多，已不口干口苦，脉搏稳定在9 5～1 OO次／分左右。继服用原方加补肾药物，如蛤蚧、砂仁、益智仁、补骨脂、仙茅、黄芪、人参等，续服20剂，脉搏8 5～9 O次／分，其他症状消失(《郑钦安医书阐释》)
姜桂汤：生姜45g，桂枝30g。专扶上焦之阳，治鼻流清涕不止，忿嚏不休等症，“学者不可视为寻常，实有至理存焉"(《医理真传卷二》)。
实上录方剂，基本未离四逆汤方意，郑氏自谓：“阳虚篇内所备建中、理中、潜阳、回阳、封髓、姜桂诸方，皆从仲景四逆一方搜出”(《医理真传卷二》)。毫无疑义，四逆汤是郑氏扶阳最为推重之方，用为阳虚主方，能化裁推广治百余种病，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
封髓丹：黄柏30g，砂仁21 g，甘草9g。本方原出于元代《御药院方》，功能“降心火，益肾水"。虽非郑钦安自拟，但郑氏非常推崇此方，认为“此一方不可轻视，余尝亲身阅历，能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疼、咳嗽、喘促、面肿、喉痹、耳肿、目赤、鼻塞、遗尿、滑精诸症，屡获奇效，实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至平至常，至神至妙"(《医理真传卷二》)。广泛用治真气上浮各症，如鼻渊、鼻浊，“予治此二证，每以西砂一两，黄柏五钱，炙草四钱，安桂、吴萸各三钱治之，一二剂即止。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头痛偏左偏右者，“予常以封髓丹加吴萸、安桂，屡治屡效。”还用治目中五彩光华等多种病症，难以枚举。
郑氏解释此方说：“封髓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亦上中下并补之方也。夫黄柏味苦入心，禀天冬寒水之气而入肾，色黄而人脾。脾也者，调和水火之枢也。独此一味，三才之义已具，况西砂辛温能纳五脏之气而归肾，甘草调和上下又能伏火，真火伏藏，则人身之根蒂永固，故日封髓。其中更有至妙者，黄柏之苦合甘草之甘，苦甘能化阴。西砂之辛合甘草之甘，辛甘能化阳。阴阳合化，交会中宫，则水火既济，而三才之道，其在斯矣……仔细揣摹，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有意思的是，郑钦安在此方之后竟附七绝一首，盛赞该方：
阴云四合日光微，转瞬真龙便欲飞。识得方名封髓意，何忧大地不春归。
并加以注释：“真龙即真火，或上或下，皆能令人病。在上则有牙痛、喘促、耳面肿痛诸症。在下则有遗尿、淋浊、带诸症。学者苟能识得这一点真阳出没，以此方治之，真有百发百中之妙，(《医理真传卷二》)。对封髓丹一方赏爱之情跃然纸上。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等常将此方与潜阳丹合而用之，名之为潜阳封髓丹。
除自拟的温阳方和几首时方外，其余皆使用《伤寒论》原方，而且常用的仅数方而已。凡外感多用麻黄汤、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上焦，用补坎益离丹、姜桂汤等；治中焦，用理中汤、甘草干姜汤、黄芪建中汤等；治下焦，用四逆汤类及乌梅丸等。其常用药物尚不及《伤寒论》所用的一半，风格简练，十分鲜明。
总体而言，其所用各方，无论经方时方，都是药味少而分量较重，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不似一般所谓“包打围攻"之芜杂，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确有经方法度。达到他所称“法活圆通，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亦郑氏用药的一大特点，值得学习。
